那年在敦煌，有個夜晚，明亮的月光把我的影子映在柔和的沙丘上。那個影子非常巨大，像個古代女子。沙丘前傳來許多嘈雜的聲音，那是工作人員在吆喝著打燈光，攝影師在調整攝影機的位置，導演在指揮現場。 那夜，我在敦煌拍攝《新龍門客棧》。在這之前武術指導說，第二天要拍我的一個特寫，有許多竹劍向我臉上射去，我用手擋掉這些劍。我擔心劍會射到眼睛，他安慰我說，如有這樣的情況，人本能的反應會把眼睛閉上。拍這個鏡頭的時候，為了不想NG（即nogood的意思——編注），我睜大眼睛快速地揮舞著手中的劍。說時遲那時快，有根竹子正好打中我的眼睛，我確實是自動閉上了眼，但還是痛得蹲在地上。

那是荒郊野外的沙漠地帶，不可能找得到醫生，醫院也關了門，副導演問我還能拍嗎？我忍著痛照照鏡子，想把被眼淚弄花的眼睛整理整理，忽然發現黑眼珠中間有一條白線。武術指導說是羽毛。我點了很多眼藥水，怎么沖洗眼睛，那條白線都還在。我見工作人員等急了，趕忙回到現場就位。當時雖然受傷的右眼還在痛，可我被眼前的景象吸引著也就不覺得那么痛了。我心想，如果不是拍戲，我是不會欣賞到這樣美麗的夜景的；如果不是拍戲，我是不會有這樣復雜得說不清的感受的。我告訴自己，要記住這一刻，這樣的情境在我的生命中將不會再現。結果，到了17年后的今天，這個畫面，這個情境，還是鮮明地印在我的腦海里。

當天晚上，我一個人在敦煌酒店里，因為自憐和疼痛，哭了一夜，直到累得昏過去才睡著。

第二天，制片人帶我去醫院掛急診。一位中年女醫生到處找插頭準備接上儀器，等儀器接上了電源，她照了照我受傷的眼睛，神色凝重地說：“如果你不馬上醫，眼睛會瞎掉。”我看了看桌上的醫療容器，里面裝著一大堆待煮的針筒和針，懷疑地問：“你們不是每次都換新的針啊？”她很不高興地回答：“我們這都是消毒過的！”

從醫院回來，當天我就收拾好行李回香港。徐克和南生那天專程趕來拍我的戲，我要求他們等我看完醫生回去再拍，徐克說時間緊迫，不能等。

在機場碰到他們時，我一只眼睛包著白紗布。見到南生，兩人抱在一塊兒，也不知道說了些什么，只記得兩個人流著三行淚。

我一個人孤孤單單地從敦煌飛到蘭州，再從蘭州轉飛機飛回香港。在飛機上我把臉埋在草帽里，一路聳著肩膀哭回香港。傳說孟姜女為尋夫哭倒長城，我是因為《新龍門客棧》哭了大半個中國。

養和醫院的醫生說黑眼珠那條白線，是眼膜裂開了，沒有大礙，住兩天院就沒事了。可這時，大隊人馬已經回到香港趕拍結局。

我非常懊惱，千里迢迢跑到敦煌大漠，在那美好的景色里，竟然沒有留下什么。因為懊惱，一直到現在我都不愿意看《新龍門客棧》。

從小就喜歡寧靜的夜晚。今年復活節我們一家人到泰國布吉島度假，一個星期都住在船上。每到夜闌人靜大伙兒都睡了，我總是一個人躺在甲板上看月亮。有一晚那月光亮得有點刺眼，它的光芒照得周圍云彩向四面散開，形成一個巨大的銀盤子，又像鑲了邊的大面餅，這樣奇特的景色，我看了許久許久。

這一刻，我想起了17年前在敦煌的那一夜。

我遲到了五分鐘。

金圣華已經坐定在文華酒店二樓ClipperLounge長廊邊的位置，自從張國榮走后，為了避免傷感，我總是避開這條我跟他曾經坐下來談心的長廊。

圣華是我婚后認識的朋友，我們的交往過程中經歷了SARS的歲月和雙方父母相繼離世的哀傷，一路在互相扶持中走過人生的困境。她跟我是忘年之交，我們的學問也很懸殊，她早年留學法國，拿了博士學位，曾經是翻譯學會會長，在中文大學執教多年，而我們竟然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她待我坐下，一派優雅婉約地跟我聊起近況，我極力地集中精神，腦子里浮現的卻是國榮在這兒、在我對面跟我說的話：“青霞，不要再拍戲了，也不要打太多麻將……”不一會兒思緒飄到了淘大花園非典(SARS)傳染的前夕。當時我們分別與朋友在以前的麗晶酒店喝下午茶，我三缺一想找與他同桌的陳淑芬打牌。她沒空，我失望地轉身離去。“青霞!”身后有一個清脆的聲音叫住我，是國榮，他說：“我跟你打。”我愣了一愣，他怎么會?——那是他跟我打的最后一場麻將，記得那天他“沖”了一把很大的牌，有五十五番，之后又連放了幾把炮。我們打的是小牌，輸贏不大，但是我知道他性格要強，事后很過意不去。

那一刻，我腦子里有兩條軌道，一條憶著過去，一條機械化地回答圣華的問題。還好她沒看出來。好不容易雙軌變成單軌，專注地聽她問起我寫作的近況。迎面走來兩位穿著得體大方、有型有款的女子，一中一外，我一眼認出那位穿著墨綠呢子西裝外套的中國女人。她保養得宜，面孔和十幾、二十年前一樣。還是一身GiorgioArmani的型格，她們隔著一桌坐在我前面，我等她坐定，起身走到她身后環抱著她。我抱住的是過去那些迷失的歲月。她是見過世面的人，定了一定：“你系邊個?”我操著一口標準廣東話：“你永遠估唔到我系邊個?”她沒有動：“再講多一句!”我抱著她不放，輕笑說：“我再講多一句你就估中了!”她一回身：“啊呀!青霞!謝謝你的擁抱。”

圣華喜歡聽我說故事，經常我們聊完天，就是我下一篇文章的開始。我重新回到座位，這會兒才真正地回到當下，專注地跟她聊起我剛剛擁抱的往事。

認識Winnie是一九八五年，我拍《警察故事》、《刀馬旦》和《夢中人》那一年。在搬進新世界公寓之前，聽朋友說這間公寓住進去會不好，他們所謂的不好是搬進去的人都很孤單寂寞，我心想，這有什么不好，我老早已經孤單寂寞了。Winnie住在我的樓上，她煮得一手好上海菜，我們住在那兒的單身女子經常到她家打牙祭。還記得她家一進門右邊小小的開放式廚房，正對著客廳和餐廳，我經常在廚房外欣賞她做菜的樣子，只見她輕輕松松，抓鹽、倒醬油、炒菜，在那個小方塊里面就像在跳華爾茲。現在回想起來，她本事倒真大，一個人燒菜煮飯招呼十個八個客人，一點也不費力。

有一天不開工，我賴在床上不肯起，賴到下午三點，一邊摸著肚子，一邊自言自語：“好餓，好餓。”后來實在餓得受不了，起床戴上特大的太陽眼鏡到樓下新世界商場吃面。當我正在挑起碗里的面條，張大嘴巴吃的時候，迎面來了一群人，前呼后擁的，走在前面的是鄧麗君，她見到我驚奇地問：“你一個人啊?”我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想他們見到我這樣的一個畫面，一定覺得很可笑。《警察故事》通常是天亮才收工，有一天收工早了，半夜三點，我一點睡意也沒有，茫茫然，走進公寓，打開房門，望著窗外的無敵海景，好美啊，這就是東方之珠—香港。心想我應該開心地欣賞這美麗的景色，可是，我一點也開心不起來。這樣璀璨的夜景，讓我感覺更是孤單。心里一陣酸楚，突然之間嚎啕大哭起來，待我停住哭聲，撥了個電話給張叔平，叔平說：“你哭啦?”我一邊抽泣一邊說：“我好寂寞。”叔平說：“打電話給朋友啊。”

拍《刀馬旦》之前，徐克為了讓演員進入角色，提議大家一起圍讀劇本，正好我們三個女主角葉倩文和鐘楚紅都住在新世界大廈，我們先到前面兩個女主角家去讀劇本，最后到我家。一進門葉倩文就找吃的，打開冰箱，空空如也，廚房里也沒有零食，她難以置信地問我：“你們家怎么什么吃的都沒有?”我倒是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一下子給問住了。過一會兒，不知道誰踢到地上的空罐頭，又是一陣驚訝：“這是干什么用的?”心想干嘛那么大驚小怪：“天花板漏水，接水用的。”

雖說香港是個華麗的城市，從一九八四年林嶺東請我到香港拍《君子好逑》到一九九四年拍《東邪西毒》，這十年我孤身在港工作，每天不是在公寓里睡覺就是在片場里編織他人的世界，有時候一覺醒來，仿佛一個人置身于孤島。時光飛逝，驀然回首，好像不見了十年。就在這個下午，我找回了迷失的十年。

婚后這十多年，每次出門，車子都會經過新世界公寓。記得愛林才幾歲大的時候，我常指著那個方向：“媽媽以前一個人住那兒，好孤單。”“你現在有我就不孤單了。”她心疼地說。

送圣華回家，車子經過新世界公寓的時候，我們兩人都不自覺地往那個方向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