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給汪曾祺先生貼標簽，說他是鄉土作家，他不樂意接受；又有人說他是風俗畫作家，他就很開心，并坦承好像是有這么回事。他說自己愛看風俗畫，也愛看講風俗的書，并說：“我對風俗有興趣，是因為覺得它很美。……風俗反映了一個民族對生活的摯愛，對‘活著’所感到的歡悅。”

　　 在他筆下，各種風俗濃得化不開。有時候感覺他不是在寫小說、寫人，而是在寫風俗（比如《三姊妹出嫁》）。那些舊時代的市井風情、七行八作的日常等，都從他的文字中走出，帶著傳統農耕時代的氣息，緩慢、悠遠、細微……仿佛那支被時代落下的熟稔老歌，讓人甜蜜又傷感。“禮失求諸野”，隨著現代化大潮的到來，有些行業、有些習俗，“野”也無跡可尋，只能求諸文字世界了。這也是汪曾祺的意義吧。

　　 在汪曾祺看來，風俗主要指儀式和節日。元宵節作為中國人很重要的民俗節日，也是農歷新年的續章，出現在他不同時期的各色作品中，也就自然而然的了。更何況他出生在1920年3月5日，這一天正好是農歷元宵節。有這樣的由頭，他似乎就更樂于借此抒發感興、寄意傳情了。

　　 《故鄉的元宵》一文寫于1993年2月12日，元宵節剛過去五六天。他在文中回憶：故鄉的元宵白日靜靜的，偶或年頭有送麒麟的——他對送麒麟的唱的歌印象很深：“格炸炸，格炸炸，麒麟送子到你家……”，巷子口有吹糖人的、捏面人的，或到天地壇看人拉“天嗡子”，到泰山廟看老媽媽燒香。一天快過去了。繼而又筆鋒一轉：“不過元宵要等到晚上，上了燈，才算。”接著寫燈——這也是文章的重頭戲：“各屋里的燈都點起來了。大媽屋里是四盞玻璃方燈。二媽屋里是畫了紅壽字的白明角玻璃燈，還有一張珠子燈。我的繼母屋里點的是紅琉璃泡子。一屋子燈光，明亮而溫柔，顯得很吉祥。”又寫上街去看走馬燈——各家的走馬燈；孩子有自己的燈——兔子燈、繡球燈、馬燈，小小孩提的是西瓜燈、蝦蟆燈、魚燈……又寫了外地所沒有的習俗：看圍屏；寫天上有盞紅燈籠：“竹篾為骨，外糊紅紙，一個長方的筒，里面點了蠟燭，放到天上。燈籠是很好放的，連腦線都不用，在一個角上系上線，就能飛上去。燈籠在天上微微飄動，不知道為什么，看了使人有一點薄薄的凄涼。”

　　 結尾是這樣：“年過完了，明天十六，所有店鋪就‘大開門’了。我們那里，初一到初五，店鋪都不開門。初六打開兩扇排門，賣一點市民必需的東西，叫做‘小開門’。十六把全部排門卸掉，放一掛鞭，幾個炮仗。叫做‘大開門’，開始正常營業。年，就這樣過去了。”

　　 真是余音繞梁，三日不絕。像他的老師沈從文先生一樣，汪先生也很會結尾。

　　 在自傳體散文《我的父親》中，他寫父親手很巧，總是活得很有興致，會做各種玩意。“元宵節他用通草為瓣，用畫牡丹的西洋紅染出深淺，做成一盞荷花燈，點了蠟燭，比真花還美。他用蟬翼箋染成淺綠，以鐵絲為骨，做了一盞紡織娘燈，下安細竹棍。我和姐姐提了，舉著這兩盞燈上街，到鄰居家串門，好多人圍著看。”多么豐富、多么令人懷想的童年啊！汪曾祺曾動情地說：“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讀汪文，看他小時候無拘無束地東逛西看，那種寬松的家庭和教育環境，令人感嘆。之所以成為后來的汪曾祺，與小時候的經驗是分不開的。若沒有年少時的耽于此，沒有多年的浸潤、耳濡目染，哪能有后來這些鮮活的文字！

　　 他的這些本事“藏”在身上，時不時在不同體裁的作品中“露一手”。僅舉與元宵節有關的：

　　 他寫戴車匠：秋天給孩子們作陀螺，作空鐘。夏天，作水槍。春天，竹蜻蜓。“過年糊兔兒燈，我們去買轱轆。戴車匠看著一個一個兔兒燈從街上牽過去，在結了一點冰的街上，在此起彼歇鑼鼓聲中，爆竹硝黃氣味，影影沉沉紙燈柔光中。……”（《戴車匠》1947年）

　　 《故里雜記·李三》（1981年）：李三是廟祝，平時沒啥事，“過年的時候，把兩個‘燈對子’找出來，掛在廟門兩邊。燈對子是長方形的紙燈，里邊是木條釘成的框子，外糊白紙，上書大字，一邊是‘風調雨順’，一邊是‘國泰民安’。燈對子里有橫隔，可以點蠟燭。從正月初一，一直點到燈節。這半個多月，土地祠門前明晃晃的，很有點節日氣氛。”

　　 小說《珠子燈》（1981年）的開頭：

　　 這里的風俗，有錢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燈。送燈的用意是祈求多子。元宵節前幾天，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送燈的隊伍。幾個女用人，穿了干凈的衣服，頭梳得光光的，戴著雙喜字大紅絨花，一人手里提著一盞燈；前面有幾個吹鼓手吹著細樂。遠遠聽到送燈的簫笛，很多人家的門就開了。姑娘、媳婦走出來，倚門而看，且指指點點，悄悄評論。這也是一年的元宵節景。

　　 一堂燈一般是六盞。四盞較小，大都是染成紅色或白色，而且畫了紅花的羊角琉璃泡子。一盞是麒麟送子：一個染色的琉璃角片扎成的娃娃騎在一匹麒麟上。還有一盞是珠子燈：綠色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的宮燈。燈體是八扇玻璃，漆著紅色的各體壽字，其余部分都是珠子，頂蓋上伸出八個珠子的鳳頭，鳳嘴里銜著珠子的小幡，下綴珠子的流蘇。這盞燈的分量相當的重，送來的時候，得兩個人用一根扁擔抬著。這是一盞主燈，掛在房間的正中。旁邊是麒麟送子，琉璃泡子掛在四角。

　　 到了“燈節”的晚上，這些燈里就插上了紅蠟燭，點亮了。從十三“上燈”到十八“落燈”，接連點幾個晚上。平常這些燈是不點的。

　　 屋里點了燈，氣氛就很不一樣了。這些燈都不怎么亮（點燈的目的原不是為了照明），但很柔和。尤其是那盞珠子燈，灑下一片淡綠的光。綠光中珠幡的影子輕輕地搖曳，如夢如水，顯得異常安靜。元宵的燈光擴散著吉祥、幸福和朦朧曖昧的希望。

　　 這樣的開頭，知識、趣味、氛圍、伏線都有了。又豈是等閑之筆？

　　 汪曾祺也屢屢借生日、借元宵節抒懷。六十歲生日，他寫過一首詩：

　　凍云欲濕上元燈，

　　漠漠春陰柳未青。

　　行過玉淵潭畔路，

　　去年殘葉太分明。

　　 七十歲生日，也寫過詩——《七十書懷出律不改》

　　悠悠七十猶耽酒，

　　唯覺登山步履遲。

　　書畫蕭蕭余宿墨，

　　文章淡淡憶兒時。

　　也寫書評也作序，

　　不開風氣不為師。

　　假我十年閑粥飯，

　　未知留得幾囊詩。

　　 從兩首詩中不難讀出，時隔十年，時代、處境都變了，心境也不一樣了。

　　 在《七十書懷》中，他回憶小時候的元宵節：“沾了元宵節的光，我的生日總不會忘記。但是小時候不做生日，到了那天，我總是鼓搗一個很大的，下面安四個轱轆的兔子燈，晚上牽了自制的兔子燈，里面插了蠟燭，在家里廳堂過道里到處跑，有時還要牽到相熟的店鋪中去串門。”

　　 汪曾祺筆下的元宵節很美，很動人，也常讓我聯想到當下的兒童教育。這些文章，其實都可作為美育的范例。從事教育工作的，為人父母的，都應好好讀讀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