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莊的四周，是大地。某種程度上說，村莊只是海上的一座孤島。我把大地比喻成海的平面是有依據的，在我的老家，唯一的地貌就是平原，那種廣闊的、無垠的、平整的平原。這是橫平豎直的平原，每一塊土地都一樣高，沒有洼陷，沒有隆起的地方，沒有石頭。你的視線永遠也沒有阻隔，如果你看不到更遠的地方了，那只能說，你的肉眼到了極限。這句話也可以這樣說，你的每一次放眼都可以抵達極限。極限在哪里？在天上。天高，地迥；天圓，地方。 我想我很小就了解了什么是大。大是迷人的，卻折磨人。這個大不是沙漠的大，也不是瀚海的大，沙漠和瀚海的大只不過是你需要跨過的距離。平原的大卻不一樣了，它是你勞作的對象。每一尺、每一寸都要經過你的手。“在蒼茫的大地上”——每一棵麥苗都是手播的——每一棵麥苗都是手割的——每一棵水稻都是手插的——每一棵水稻都是手割的。這是何等的艱辛，何等的艱辛。不能想，是的，不能想的。有些事情你可以干一輩子，但不能想，一想就會膽怯，甚至于不寒而栗。農業文明時代，為什么統治者的基本策略都是愚民？有道理的——只有愚民才能使農業文明有效地延續下去。農業文明是不能允許農民有“個體”、有“思想”的，不能。一旦有，大地就會搖晃。所以，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和電氣化，而擺脫農業文明的根本卻不在“機械化”和“電器化”，而在不再愚民。

（有一年的大年初一，下午，家里就剩下了我和我的父親。我們在喝茶、吸煙、閑聊，其樂融融。我的父親突然問我，如果把“現在的你”送回到“那個時代”，讓你在村子里做農民，你會怎么辦？我想了很長時間，最后說：“我想我會死在我的壯年。”

父親不再說話，整整一個下午，他不再說話。我說的是我的真實感受，但是，我冒失了，我忘記了說話的對象是父親。我經常犯這樣的錯。父親是“那個時代”活下來的人，我的回答無疑戳到了他的疼處。我還是要說，父親“活下來”了，這是一個多么了不起的壯舉。他老人家經常做噩夢，他在夢里大聲地呼叫。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他老人家叫醒，趕緊的。我相信，每一次醒來他都如釋重負。他老人家一定很享受大夢初醒的輕松和快慰。）

莊稼人在艱辛地勞作，他們的勞作不停地改變大地上的色彩。最為壯觀的一種顏色是鵝黃——那是新秧苗的顏色。我為什么要說新秧苗的鵝黃是“最壯觀”的呢？這是由秧苗的“性質”決定的。秧苗和任何一種莊稼都不一樣，它要經過你的手，“一棵一棵”地、“一棵一棵”地、“一棵一棵”地插下去。在天空與大地之間，無邊無垠的鵝黃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大地上密密麻麻的，全是莊稼人的指紋。

鵝黃其實是明媚的，甚至是嬌嫩的。因為遼闊，因為來自“手工”，它壯觀了。我想告訴所有的畫家，在我的老家，鵝黃實在是悲壯的。

我估計莊稼人是不會像畫家那樣注重色彩的，但是，也未必。“青黃不接”這個詞一定是農民創造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世界上最注重色彩的依然是莊稼人。一青一黃，一枯一榮，大地在緩慢地、急遽地做色彩的演變。莊稼人的悲歡骨子里就是兩種顏色的瘋狂輪轉：青和黃。

青黃是莊稼的顏色、莊稼的邏輯，說到底也是大地的顏色、大地的邏輯。是邏輯就不能出錯，是邏輯就難免出錯。在我佇立在田埂上的時候，我哪里能懂這些？我的瞳孔里頭永遠都是汪洋：鵝黃的汪洋——淡綠的汪洋——翠綠的汪洋——烏青的汪洋——青紫的汪洋——斑駁的汪洋——淡黃的汪洋——金光燦燦的汪洋。它們浩瀚，壯烈，同時也死氣沉沉。我性格當中的孤獨傾向也許就是在一片汪洋的岸邊留下的，對一個孩子來說，對一個永無休止的旁觀者來說，外部的濃烈必將變成內心的寂寥。

大地是色彩，也是聲音。這聲音很奇怪——你不能聽，你一聽它就沒了，你不聽它又來了。泥土在開裂，莊稼在抽穗，流水在澆灌，這些都是聲音，像呢喃，像交頭接耳，鬼鬼祟祟又坦坦蕩蕩，它們是枕邊的耳語。麥浪和水稻的洶涌則是另一種音調，無數的、細碎的摩擦，葉對葉，芒對芒，稈對稈。無數的、細碎的摩擦匯聚起來了，波谷在流淌，從天的這一頭一直滾到天的那一頭，是嘯聚。聲音真的不算大，但是，架不住它的厚實與不絕，它成巨響的尾音，不絕如縷。尾音是尾音之后的尾音，恢宏是恢宏中間的恢宏。

還有氣味。作為鄉下人，我喜歡鄉下人莫言。他的鼻子是一個天才。我喜歡莫言所有的關于氣味的描述，每一次看到莫言的氣味描寫，我就知道了，我的鼻子是空的，有兩個洞，從我的書房一直聞到莫言的書房，從我的故鄉一直聞到莫言的故鄉。

福樓拜在《包法利夫人》里說過：“大自然充滿詩意的感染，往往靠作家給我們。”這句話說得好。不管是大自然還是大地，它的詩意和感染力是作家提供出來的。無論是作為一個讀者還是作為一個作者，我都要感謝福樓拜的謙卑和驕傲。

大地在那兒，還在那兒，一直在那兒，永遠在那兒。這是淚流滿面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