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歲歲說就業，歲歲年年就業難!繼xx年高校畢業生人數突破700萬之后，xx年的畢業生人數持續突破700萬，并超過去年的727萬達到749萬之多!畢業生人數在年年遞增，就業之難也似乎成了常態。連續幾年的“史上最難就業季”給人的感覺就是：對于就業，“沒有最難，只有更難”!那么，今年的就業壓力是否真的也會隨人數增加而增加?與往年相比，今年的就業壓力又有哪些變化?今年的調查問卷于4月1日～4月27日在騰訊網推出之后，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內，共有18171人參與此項調查，我們在嚴格剔除無效問卷后最終保留了15728份有效問卷，然后利用專業的心理學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與分析�，F將結果報告如下。

近日，《中國大學生就業壓力調查報告》出爐，今夏畢業生期望月薪為3680元，跌至近4年最低點。

是挺進北上廣還是留守鄭州?是入職大公司還是個人打拼天下?這是很多畢業生要面臨的選擇。

于是，有人離開鄭州，最后又回來了;有人想創業，最后卻退縮了……在畢業生中，有創業想法的人占22.7%，但真正創業的人不足2%。

逃離北上廣鄭州等二線城市受寵

又到了畢業季，又到了就業季。《中國大學生就業壓力調查報告》出爐，讓很多即將畢業的學子，對未來充滿了一絲焦慮。

從榜單來看，今夏，畢業生期望的月薪為3680元，跌至近4年最低點。對比期望月薪高達5537元的xx年，降低1857元，下降33.5%。

在選擇期望工作地點時，近半數(49.6%)的被調查者希望去省會城市及計劃單列市工作，而xx年至xx年，該比例均在50%上下。也就是說，包括鄭州在內的二線城市成為最受求職大學生歡迎的地方。

作為曾經的“廣漂”一族，小郭形容之前的歲月“很糟糕”。

小郭在廣州的兩個月里換了三份工作，“第二份較長，待了三周，但因我慢熱，第二周人事經理就警告我應該改變。我在廣州一直是想逃離的狀態，經濟困窘，心情郁悶。”在經歷了堅守還是逃離的心碎抉擇后，最后她還是選擇了鄭州老家。

王皓初到北京時，謀得了一份月薪2200元的宅急送分揀員工作。“寒冷的冬夜里，我和同事卸下70公斤重的貨物，忙了一個通宵到第二天上午8點。一個多月后，我查出患了膽汁回流性腸胃炎，清晨一個人躲在廁所里大口大口地吐胃里的苦水。”他說。

越往小城市走壓力反而越大

對于鄭州等二線城市受歡迎的原因，報告分析稱，過半數(52.5%)的人將個人發展機會作為首要選擇標準，然后才是生活成本與收入以及宜居程度。

王皓的想法與上述觀點完全吻合。“我找工作會看重職業發展前景和工資。除了房租太高外，鄭州其余的生活成本還能接受。”如今，逃回鄭州的王皓找到了一份電商的工作，未來他想從事平面設計和美工。

可是，從北京到鄭州，從一線城市到二線城市，王皓覺得并沒有幸福多少。

“普通的快遞費8元，一個客戶退產品時用的順豐，光快遞費就50元，這多出來的錢誰出?經理也不管，弄得我焦頭爛額。熬夜花了仨小時給客戶設計出了一個圖片，對方一句‘太幼稚’，差點讓我崩潰。”王皓說。

王皓逃回鄭州的不幸福感，在該報告中也得到了印證：直轄市的壓力指數為16.6%，省會城市增長至16.9%，地級市17.1%。

因為壓力指數和幸福指數正相關，換言之，選擇在鄭州等二線城市的畢業生不如在北上廣的畢業生過得幸福。

報告的發布者、北京青年壓力管理服務中心主任熊漢忠分析說，在大城市工作，顯而易見的是更大更多的外在現實壓力，諸如住房、交通、競爭、生活環境等，但要離開求學的大城市而去(或者回到)偏遠的小城乃至鄉鎮工作，這與“人往高處走”的常態思維是不相符的。“因此，期望‘往低處走’的人表面上似乎回避了大城市的外在現實壓力，但實際上可能會體驗到更多的內在心理壓力，諸如擔心他人的看法等。”他說。

兩三個月吃不起水果、肉奶蛋

在該報告中，河南商報記者發現，有創業想法的人達22.7%，超過想考研的人(20.1%)。而對比4年來的數據，每年有創業意愿的人群比例都在20%上下。

李智豪xx年畢業后就開始了創業，是當年高達19%的“有意愿創業一族”的真正履踐者。

本科畢業時，他也曾接到過好單位的入職通知，但他的專業是農村與區域發展方向，堅持“應該到更適合自己專業的領域去就業”的他，最后選擇扎根民權縣，干起了麥茬番茄種植與推廣的創業實踐。

“我和一個哥們兒每人開一輛三輪車，頂風淋雨去賣番茄，跑遍了民權、寧陵、睢縣的主要集貿市場和上百個村莊。”李智豪回憶他創業過程的不易，“種的禮品西瓜，第一茬瓜沒掙一分錢，一半運到學校送禮了，剩下的又被偷光了。”

有一次，沙塵暴吹破了棚膜，大棚著火，自己也被刮下的大棚砸傷膝蓋。生活最艱難時，兩三個月吃不起雞蛋，水果和肉、奶更別說了。

幸運的是，成果也開始顯現：他帶領的團隊獲得貸款后，在擴大麥茬番茄種植項目的基礎上，發展了紫薯、娃娃菜等共40畝的種植。xx年8月份，又以合作社名義流轉華佗廟村的6個溫室大棚。

“以前經常做賠本的行當，現在不同了，身后有了一大幫子兄弟姐妹，決不能委屈了他們。”他說，事業有了起色后，他又面臨著缺乏懂技術懂管理的專業人才、管理粗放混亂等諸多問題，于是，這個農村基層的草根創業者，又返回校園，讀研深造，但“最終目的還是反哺創業基地發展”。

李智豪創業的艱辛可見一斑，這也就不難解釋報告中提到的數據：大學生畢業后每年真正走向創業的人群比例還不足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