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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百年，中華民族最堅定、最執著的目標是民族和國家的現代化，而現代化訴求最迫切同時也最艱難的是鄉村的現代化。一百年來，政府、教育機構、民間組織在不同階段對鄉村現代化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實踐探索，而鄉土文學一直與實踐相互應和、相互影響，由此形成歷史的“合力”，推動鄉村的發展與振興。

1920年前后，魯迅的《狂人日記》《故鄉》《阿Q正傳》等系列小說借助《新青年》、北京《晨報副刊》等報刊的傳播，迅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之作，并帶動了鄉土小說創作潮流。與之前后出現的小說潮流還有問題小說和自敘傳小說，但都很快衰落，唯有鄉土小說潮日益壯大。如果說20世紀初期魯迅等人形成的是具有巨大沖擊力的鄉土小說激流，那么這股激流便是在百年的歷程中勇往直前，不斷接納大小河川，最終成為源遠流長的大江大河。文學世界求新求異，潮流多變，鄉土書寫何以歷經百年而自成潮流，吸引一代又一代優秀的作家和熱情的讀者？個中緣由，值得深究。百年來，鄉土社會幾經變遷，鄉土文學的使命應時而變，從鞭撻舊中國的落后習俗，到譜寫社會主義農村新篇章，再到描繪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新畫卷，每每與時俱進。盡管各階段鄉土書寫的內容各異，但目標卻是一致的，即推動鄉村發展進步，呼喚鄉村現代化，而這正是國人百年不變的追求。

鞭撻落后習俗

20世紀初期，覺醒的民族先驅在中與西、傳統與現代的對比中產生了對強與弱的認識，追求現代化成為共識。急切的現代性追求催生了上海、廣州、天津、北京這樣的現代都市，不僅電燈、電話、電報、鐵路、洋行、自來水、自來火房（煤氣設施）、有軌電車等現代的生活設施、器具進入普通市民的生活，而且投資股市、登報聲明結婚離婚、聘請律師、戀愛婚姻自由等現代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也為公眾接受。上海等城市現代化的主要指標，如居住環境、交通設施、醫療資源、文化氛圍、教育資源、經濟活力、開放程度，都居世界前列，躋身當時世界最具活力和魅力的城市。然而，這些城市數量極少，可謂寥若晨星，它們的現代、前衛將廣袤國土上的鄉土世界反襯得更加傳統與落后。于是，明確地尋求鄉土世界的現代化就成為其時作家自覺承擔的歷史使命。

作家的個人風格有相似的，也有差異很大的。就風格而論，現代鄉土文學大致形成了以魯迅、魯彥為代表偏于寫實的流派和以廢名、沈從文為代表的偏于浪漫的流派。但兩派的價值準則和創作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不唯鄉土文學，整個現代文學的價值準則都是以民主和科學為基石的，落實于鄉土作家的創作目的，則是謀求鄉村的發展和人的解放。對于發展的理解，魯迅等人認為亟待發展的是思想觀念，只有當阿Q和未莊的群眾、祥林嫂和魯鎮的居民都能從舊習俗中解放出來，給弱者以同情和幫助，給不幸者以體諒和慰藉，弱者和不幸者亦不自拋自棄，才會有人的解放；沈從文等人則以為貧窮是導致鄉民困境的根源，因而發展經濟才是人獲得解放的關鍵。《邊城》中民風淳樸，但依然發生悲劇的真正原因是翠翠一無所有而王團總的女兒有豐厚的嫁妝；《丈夫》中黃莊的許多年輕妻子到船上“做生意”是因為地方貧窮，村民常常食不果腹。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鄉土小說在創作方法上繼承了魯迅的現實主義傳統，而對鄉村困境的認識則更趨近于沈從文等人，于是大力書寫因貧窮導致的鄉間悲劇。無論思想觀念，還是經濟模式，都寓于生活習慣、風俗民情之中，因此，新中國成立前的鄉土文學作家，無論是寫實派還是浪漫派，都驚人一致地對落后的生活習慣、風俗民情進行撻伐，或者有意找尋并描繪那些違背現代精神的習慣與民俗。魯迅《故鄉》中“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是對水生和宏兒說的，更是對鄉土社會未來的暢想。農民應該有的“新的生活”，在現代作家看來，就是擺脫貧窮并從缺乏現代意識的舊習慣、舊風俗中解放出來。

很難精確統計現代鄉土文學對鄉村的貧窮、陳規陋俗的冷酷、鄉土層民眾的不幸的揭露到底產生了多大的社會影響，但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20世紀20—30年代興起的鄉村建設熱潮是以現代理念推動鄉村發展的初步嘗試，為后來的鄉村建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一邊是鄉土的文學書寫，一邊是鄉村的實際建設，分屬于兩個領域，但卻由一份雜志——《新青年》將兩者緊緊聯系在了一起。《新青年》發表鄉村調查略早于鄉土文學，而文學藝術的傳播和接受較之于社會學論文要寬廣得多，更何況魯迅的鄉土書寫是那么犀利、深刻。因此，也許《新青年》的鄉村調查引發了魯迅等人的鄉土記憶和思考，而魯迅等人的鄉土書寫則以強大的藝術感染力激起了社會對鄉村更為廣泛的關注，直接或間接推動了鄉村建設熱潮。

譜寫社會主義農村新篇章

新中國成立后的農村敘事是與政府實行的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相配合的。在全面推動現代化建設的征程中，城鄉都面臨不少困難，但鄉村的困難顯然更大。第一個五年計劃確定的目標是“必須逐步地以合作化的農業代替分散的個體的小農業”。從個體到集體，從分散到合作，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可謂前所未有，對農民的思想觀念、生產生活方式、人際關系都形成巨大的沖擊。農民思想上的不理解在相當程度上增加了農村改造的難度，而文藝是影響和改變思想觀念的有效手段。于是，一大批對農民懷有深厚感情并且對農村社會主義改造滿懷熱情的優秀作家，如柳青、趙樹理、周立波等人開啟了富有歷史意義的農村社會主義改造敘事。

柳青、趙樹理、周立波等人的農村書寫有三個重要特點：其一，強烈的創作激情。柳青把家搬到鄉下，辭去領導職務，立志“終生在農村群眾中生活、工作、學習”，過著與普通農民相似的生活。趙樹理在北京工作，但他經常深入農村，有時連續幾個月住在鄉下，生活與農民毫無二致。周立波也曾多年落戶湖南鄉村。從作品中，不難看出柳青、趙樹理、周立波等人內心也有對城市的留戀和喜愛，但他們或者安家于鄉村，或者常常棲身于農舍，如果僅僅是為了完成工作任務，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唯有強烈的創作激情，才會使他們放棄城市生活的機遇、舒適和便捷，立身鄉土，不計得失。其二，認同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柳青、趙樹理、周立波等人接受的是新式的小學、中學、師范或大學教育，而這些學校的“新”不限于新的授課方式、新的課程設置，更重要的是對民主、科學等現代精神的傳播。正是對民主和科學的追求、對國家前途的關切使他們走上了革命道路。換言之，他們追隨革命，是為了國家的現代化，而國家現代化的難題是鄉村的現代化。舊中國的鄉村不同程度地存在土地集中、經濟蕭條、封建迷信、恃強凌弱、高利貸等制約農村發展的頑疾，此前的鄉村建設運動未能有效解決上述問題，因此，柳青等人高度認同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認為它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辦法。思想上的認同給予他們創作的動力，促使他們積極、主動介入鄉村改造實踐。其三，熱愛鄉土，關愛農民。自魯迅開始，現代作家的鄉土情懷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不再止于親情牽掛、精神慰藉、憐貧恤苦，更急迫的是現代性訴求。柳青等人與鄉村具有更為廣泛、密切的聯系，他們對鄉土的愛在理性中融進了血緣親情、朋友之誼、鄰里之愛。因而，其現代性訴求在急迫中增加了幾分溫和。他們不是作為鄉土的“他者”，而是作為鄉土的成員理解和體諒農民的，因而，對農民的“落后”“自私”更為寬容，更能設身處地，作品因之更富有生活氣息，字里行間自然流露出對鄉土純真熾熱的情誼以及對農民質樸深切的關愛，縱使時過境遷，依然具有獨特的美學意義。

強烈的創作激情、對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認同以及對鄉土、對農民的真情水乳交融，形成那一代優秀作家共同的思想、境界和情懷。時至今日，歷史已對柳青那一代作家堅定不移的信念作出了新的闡釋。這不足為奇，正如梁啟超所說：“故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社會是在不斷的變化、選擇中前進的，但不變的是柳青那一代作家的境界和情懷，它們決定了其鄉土書寫的藝術品格。

描繪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新畫卷

1980年前后，原有的經濟體制嚴重制約著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成為時代的呼聲。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對內改革先從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經濟體制改革，猶如春風給農村帶來了生機和活力，得到農民的真心擁護，因此，很少有作品將主題指向為什么要改革，絕大多數作品都在描繪改革的美好前景以及如何深化改革，洋溢著積極、樂觀的情調。

在改革文學的潮流中，涌現了高曉聲、路遙、蔣子龍、賈平凹、張煒、王潤滋、何士光、張一弓、矯健等一大批作家。他們敘述不同的地域風貌、民俗風情、歷史傳承、生活狀況，但都不約而同地繪制改革的美好前景，不僅樂觀地展示了改革能夠輕松解決農民迫切關心的糧食、住房、婚姻問題，而且清晰地勾畫了改革的遠景：將為農民的生活空間、休閑娛樂、人際關系、個人自由帶來史無前例的利好變化。而對于如何深化改革，作家們配合國家政策，講述從零星出售農副產品到大宗農林產品貿易，從承包種植、承包養殖到開辦工廠，從農村創業到進城闖蕩的故事。這些激動人心的文學敘事與20世紀80年代農村大地火熱的創業局面相互呼應，有力地推動了農村經濟快速發展，為農村改革開放走向縱深營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

高曉聲、路遙等人在真誠擁護改革的同時，也繼承了柳青、趙樹理、周立波等人深入生活、關愛農民、直面現實的傳統，因而能及時敏感地發現并描繪了改革大潮中存在的問題，諸如，陳舊迂腐的道德觀念、浮躁冒進的心態與行為、膨脹的私欲等。對這些阻礙改革的深層問題的發掘將發展經濟與文化、道德、法制建設相關聯，不僅提升了文學的境界，也增加了思維的深度。在高曉聲、路遙等人看來，改革最終其實是一場新與舊的較量，農民只有接受現代的科學知識、市場意識、競爭規則等新思想、新觀念，才能創造出真正的幸福生活，從而接續并發展了現代鄉土文學的傳統，將鄉村現代化的理想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改革開放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是最重大的政策，是民心所向，也是上下一致的共識，它為農村和農民創造了無數的機會，帶來了無限可能，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知曉并抓住這個歷史機遇。春江水暖鴨先知，作家最先感到了春天的來臨。中國作家素有家國情懷，有關心民生、關心國家的傳統，因而在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生發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不是選擇作為冷靜、超然的旁觀者，而是主動介入，以文學助力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建構人們的政治信仰和精神家園。如果沒有文藝的參與，改革開放留給歷史的將是一大堆事件和數據，那將是多么的冷清和枯燥，而文藝卻讓那個偉大的時代永遠那么鮮活：那些熱火朝天的改革、創業場景，那些對于未來的美好憧憬，還有對于改革的憂思。文藝無愧于那個時代。

改革開放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而經濟的發展增強了國人的文化自信，因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鄉土文學在正視鄉村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的同時，致力于發掘農民的人性美、鄉村的人情美以及富有地域特色的鄉風民俗，彰顯新時代農村特有的魅力。

書寫鄉村振興嶄新成果

百年來，中國農村經歷了三次重大變遷，第一次是20世紀5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第二次是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第三次是當前正在進行的鄉村振興戰略。如今，中國社會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新時代，農村現代化已經取得豐碩的成果，無論是經濟發展水平，還是文化、教育的現代化程度，抑或農民的幸福指數以及城鎮化率，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不少尋常農民家庭有了新房、私家車，更不用說衣食的充足。這一切都是國家宏觀調控下悄然發生的，因而更需要敏感的作家承擔歷史的重任，書寫鄉村振興戰略取得的嶄新成果，書寫農民的新生活。

任何事物在發展過程中都會出現新問題，鄉村的發展也是如此。鄉村不僅存在人才稀缺、科技化程度不高、規模化經營與勞動力閑置的矛盾、“空心化”等現象，同時，經濟的發展也造成部分農民的精神苦悶和道德失范。凡此種種，都需要作家有勇氣深入生活，有能力書寫現實。鄉村的振興既需要文學及時再現鄉村建設中的積極成果，也需要作家及時發現存在的問題。因為科學的、良性的發展就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及時解決出現的新問題，不斷調整前進的方向，從而將鄉村的發展不斷推向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