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1900年出生在江蘇省南匯縣的殷實農戶家庭。原名“應皋”（也作“蔭皋”），字“聞天”，取《詩經》中“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之意。他17歲時入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1919年，他參加了五四運動，隨后在報刊上公開介紹《共產黨宣言》中的“十條綱領”，可以說是在中國最早宣傳馬列注意的先驅者之一。
同年，他在上海入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科，翌年7月去日本東京學習，1922年夏又自費留美勤工儉學，一年多后回國。1925年6月初，張聞天在上海入黨，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后入紅色教授學院學習和工作。他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從此即用譯音“洛夫”、“洛甫”為筆名。因他在理論研究上高于留蘇的其他人，王明等教條主義者大力拉他，而張聞天因缺乏國內實際工作經驗，一時也對他們的主張表示贊同。1931年初，他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部長，后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于總理）等職。

張聞天通過實踐，認清了“左”的錯誤危害，在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大力支持毛澤東領導紅軍。會上，張聞天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隨后又替代博古負總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十年代末期以后，他主要分管黨的宣傳教育。延安整風時，他檢查了過去的教條主義傾向，要求到實際工作中鍛煉。

1945年黨的“七大”后，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卻主動到東北去，曾任東北局組織部長、省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后，他轉入外交領域，歷任中國駐蘇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八大”的政治局候補委員。

在1959年7月廬山會議上，由于他對“大躍進”提出不同意見，被錯誤地定為“反黨集團”成員，撤職后任中科院哲社部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文革”中遭極“左”勢力迫害，他被監護審查并遣送到廣東肇慶。因毛澤東對他還有過好的評語，晚年他在生活上得到些照顧。最后，他以張普（意思即普通人）的名字被安置在江蘇無錫，1976年7月1日病逝。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行動。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因主要精力投入實際斗爭，加之文字翻譯有一定難度，在掌握馬列主義理論方面還很不夠。張聞天的可貴之處，在于他是黨內為數極少的造詣很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
張聞天的成長經歷與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有共同之處，即經歷過五四運動的洗禮，由追求民主主義以救國救民，最后轉向共產主義。不過，他還有特殊之處，即成長于中國傳統文化底蘊深厚的蘇南地區，又留學到過日、美、蘇三國。他懂日語，能用英語演講，俄語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眾多中國革命學生中，確實是鳳毛麟角，于是和王稼祥等人被推選進入蘇聯最后理論學府——紅色教授學院深造。因他沉著、風雅、有學識，黨內很多人都稱他“老教授”。

張聞天因理論學習成績優異而受到共產國際的重用，被派回過內擔任中央領導職務。開始時，他曾經犯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一旦深入實踐，他便能很快認識真理。毛澤東在“八大”上曾經說：“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前后做出的歷史貢獻，恰恰是理論工作者與實際結合的典范。

作為一個學者型的人物，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后一度被歷史大潮推到黨的總負責的職位上。而他在大政方針上，基本都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辦理。延安時期任中央辦公室主任的師哲曾這樣評價說：“他一生謙虛、謹慎、平易近人。不少同志愿意接近他，同他談論問題、交換意見或向他請教。但在解決實際問題、處理困難而復雜的事務時，大多是不依賴于他，也不苛求于他的。這或許是由于他的實際斗爭經驗較少和他那十足的書生氣的緣故而造成的吧。”

在張聞天身上，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優點和一些弱項。不過從主流上看，他的確是黨內面向世界追求先進思想、先進生產力的光輝代表。張聞天不僅有理論上的長處，而且一生為人正直，在歷史關鍵時刻提出過不少真知灼見。1959年廬山會議形式逆轉時，胡喬木事先打電話勸他少講一些。張聞天還是不計個人得失，忠言直諫。他講了3個小時，以馬克思注意政治經濟學觀點和調查研究的材料為依據，指出和分析了“大躍進”以來“左”的錯誤。盡管被撤職罷官，他仍注意經濟調查，寫下了集市貿易意見書、生產關系兩重性論文和政治經濟學筆記。

在七十年代初的下放勞動中，他寫下批判“左”傾錯誤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肇慶文稿”。可以說，這是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最早的理論成果，代表了黨內當時認識的最高水平，也對后來的改革開放事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三十年代在江西的“紅都”瑞金，毛澤東與張聞天兩人相鄰而居。毛澤東當時曾被莫斯科回來的某些人譏諷為“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張聞天卻同毛澤東經常聊天，還關照政府工作人員要尊重他。1934年春，二人合著了《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張聞天深感留蘇歸國的許多人缺乏實際經驗，曾感慨地說：“中國革命確實離不開毛澤東啊！”

因張聞天與博古、王明等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都受共產國際委派回國工作，博古負總責，張聞天是三大常委之一。國際顧問德國人李德曾對他說，這里的事情還要靠莫斯科回來的同志辦，意思是要張聞天跟他們站在一起。但張聞天通過實踐，與他們的分歧還是日益加深。
長征時在行軍途中，張聞天向毛澤東傾訴了內心的苦悶和憂慮。兩人經過長談，一致認為應糾正李德、博古的錯誤。于是，在1935年初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在博古的報告后，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了批判“左”傾軍事錯誤的“反報告”，并負責起草了遵義會議決議，從而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

張聞天從年輕時起就喜好理論研究和宣傳，不長于處理瑣事。他戴著眼睛，不茍言笑，常在沉思問題，從外表看完全像一位溫文爾雅的學者。他被推為總負責人之后，自己感到并不完全適合于領袖地位。1935年4月紅軍長征渡過北盤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負責人到白區工作，張聞天主動要求離職前去，毛澤東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陳云。同年夏天，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為了表示團結，他又主動提出將自己的職務讓出來，被毛澤東勸止。

1938年秋天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前，共產國際確認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但職務并未明確。于是，張聞天又在會議期間誠懇地提出，應推舉毛澤東為當中央總書記。毛澤東經過全面考慮，對張聞天說：“洛甫，你是‘明君’，開明之君，黨中央總書記繼續由你擔任吧。”會后，張聞天卻“主動讓賢”，將工作逐步轉交給毛澤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地點也由他過去的窯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的住處。“讓賢”之后的張聞天，主要從事黨的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

他一向敬重毛澤東，卻又從不盲目，有獨立見解并愿意不斷探索。脫離負責崗位后，他自感缺少實際經驗，于是去搞農村調查，隨后提出一個將來如何使農民富裕的生產方式設想。當時的環境使這一設想不能實現，不過幾十年后再看這一見解，人們卻不能不佩服張聞天的遠見。